其二是中国公益领域行业不大，晓光与永光从“希望工程”开始并肩作战，惺惺相惜，友谊渊远，如今“二光”文战，措辞激烈，令吾惊心。

　　我与二位君子相交廿载，志同而道合，少言而契合，深以为吾生命中之重要篇章，每念及此，常怀感恩上帝加持之心。今我加入论战，深惧谊毁，更忧负导行业，则罪莫大焉。然经《中国慈善家》再次劝说，我还是提笔了，谈几点对“二光”之争读后之感，算是中国式的“和稀泥”吧。无以为评，仅求于教，不当之处，皆因才疏，万请海涵，并就教于来者。

　　关于公益的“利己”与“利他”

　　用“利己”和“利他”这样的两分法概念来讨论公益问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很容易陷入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我们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很容易滑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困境，似乎我们主张人应当完全自私，如杨朱学派那样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边沁学派的经济学就试图把那些甚至清教徒式的奉献和牺牲行动都归结到为名为利的“自私”概念中来，从而去构想他们那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自由竞争市场之制度理想。可是当一种概念失去它的相对性时，真理就越过了谬误的细微界限。因此边沁经济学因其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大量利他公共精神现象及其实践中暴露出的两极分化问题，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批判，并催生了人类公有财产制度的社会主义大试验。  

　　如果我们认为人都是利他的，很容易滑向孔子和孟子的性善论，似乎我们主张人性都是大公无私的，不关注自己的私利只关注他人的利益。在老子、庄子代表的道家和管子、李悝、吴起和商鞅代表的法家看来，乃至包括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荀子看来，这种性善论的利他主义，就是一种“伪善”，坚持这种伪善只可能带来谎言与伪装的道德，以及伪装的制度。因此，在“大公无私”的道德楷模背后常掩盖着伪装的“自利”。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财产制度给我们留下了这种伪善最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与记忆。

　　所以，这种二分法的讨论方法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人类一直面临这种辩论的两难窘境，黑格尔则将其发展到极端，因此从哲学方法论上讲应该为此后产生的一系列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式极端主义思潮负责。因为人本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由于人的社群生活特性又使人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简单归类概括人之本性的方法不符合人的差异化与多样性特质。

　　二十世纪初当拉普拉斯的概率论在物理学进一步推动成熟并逐步运用于经济与社会统计科学之后，为我们对社会科学讨论注入了新的方法，即概率统计。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讨论问题唯一常用的二分法，大数定律与正态分布，泊松定律与偏态分布，很容易实证并消除争议。譬如一条收入或财产统计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就能证实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一条可支配收入统计分布曲线计算出的基尼系数离差就能证实这个社会的两级分化程度等等。

　　正是在这个由数学进步推动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基础上，心理学家马斯洛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将人的需求或人性定义为从低到高五个梯级（生理需求、安全感、爱与归属、受人尊敬和自我实现），荣格等进一步将人更具体的人格特性差异划分为八型人格和九型人格。

　　用马斯洛的需求学说来定义人性，来说明慈善与公益的人性源头，以及欲为公益而奋斗之人的心态，是人在为解决自己基本生存之前提下有“受人尊敬”和“自我完善”的内在冲动使然，如法家管子所言“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防止了简单的两极化归类，不讲做不到的伪善“大公无私”，而讲很多人都应当可以做到的“私而后公”与“公私分明”，比较符合实际，也容易让人接受。否则如永光所言他就是为了完全利己的目的而放弃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开始搞公益的，那么与永光对照的那些“利他”的人是谁呢？是继续在官场往上爬的人吗？此一对照，伪善立显，如无对照，利己之说完全失去意义。

　　如用荣格等人的九型人格（理想崇高者、热心助人者、成就至上者、浪漫主义者、观察思考者、谨慎忠诚者、勇于尝新者、领导权威者、和平主义者），来配合马斯洛需求学说解读投身公益的人，可能更切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如果永光坚持自己的公益选择是“自利”，尽管他说的是“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这一精神层面，但精神追求从来没有被定义为“自私自利”过，精神领域从始至终都是人类专属的“公共领域”，永光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偷换了概念，将人类通常讨论的“物质性自私”的人性塞进了“追求自由”这样高尚的“精神性自私”，因此很容易被误读为公益行业的每一个人为物质自私自利而做公益。这一点是我深为忧虑也难以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