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四川攀枝花马鞍桥村之前，万丽拍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在照片里她没有把身后的房子拍得特别炫，照片的主角是那些正在插秧的村民，他们经历了地震的创伤，但很快恢复了生产。他们的身后是他们亲手盖起来的家，家的背后是大山和天空，它们好像永恒的依靠，一直守护着他们。

　　“这是一个舞台，一个生活的容器，这些人的生活就在里面不停地上演。”万丽说，“可能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人、建筑和自然最和谐的一种关系吧。”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攀枝花发生了6.1级地震，会理县马鞍桥村受灾严重。在国家住建部的支持下，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统筹香港中文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队，于2009年在马鞍桥村开展震后村落重建研究与示范项目。时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万丽在听完无止桥慈善基金的讲座后，报名成了志愿者。

　　在马鞍桥村担任驻点建筑师的三个月里，万丽每天戴着大草帽穿着花布鞋走街串巷，村里三十几户人家，谁跟谁是亲戚，谁跟谁有矛盾，她都门儿清。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万丽逐渐成为其中一员。

　　从这时开始，万丽不再在眼花缭乱的各种建筑大师和流派之间摇摆不定，她对建筑有了一种更深入、更有目标的喜欢。“不管是建摩天大楼还是土房子，都是为人服务的。”她说，“我们国家有超过40%的人生活在农村，就应该有这么多建筑师为农村里的人服务。”

　　2011年，她在博客的第一篇文章《曲线救国》里，引用了罗永浩的一句话：“通过实现理想证明实现理想是可能的，即使是在中国。”

　　

　　到农村去

　　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万丽的目标是进建筑设计院，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实习期间，她却开始对自己曾经追求的“人设”望而却步。有一次，她听到甲方对一位建筑师说，做售楼部，就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最喜欢的照着做就行了。建筑师的被动、甲方对建筑设计的无所谓，让万丽有些后背发凉。她在心里嘀咕：千万不要让我遇到类似的情况。

　　为了逃离这个路径，万丽到重庆大学继续读研。但是关于未来，她仍没有想明白。

　　无止桥慈善基金到重庆大学开讲座时，万丽了解到这是一个鼓励香港和内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国内贫困和偏远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及村庄设施的团队，便报了名，参与马鞍桥村的灾后重建。

　　初到马鞍桥村时，志愿者们对当地人畜混居的居住环境有些不适。万丽的父母曾是知青，她对这样的环境不算陌生，只是晚上如果想上厕所，还是会害怕，因为“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晚上会有很多蟑螂”。

　　麻烦的不止是适应农村的生活，还有村落重建面临的各种限制条件。

　　马鞍桥村遭遇地震后，村民们只能住在帐篷或者严重损毁的危房里，迟迟不能开始重建。当地交通闭塞，砖、水泥等建筑材料进不来，加上建筑材料涨价，“盖一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需要8-10万元”。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在万丽等人到达马鞍桥村之前，全村只有一户人家盖起了砖房。

　　没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设备，无止桥团队没办法像很多建筑师那样，只管设计不管盖房子。不仅如此，他们需要跟村干部、村民沟通磨合，了解他们的需求，考虑如何在现有的技术、经济、环境条件下，让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

　　地震后，原来的土房纷纷垮塌或者变成危房，村民们普遍觉得砖房比土房好，能盖上砖房被视为成功的标志。但从现实的经济、交通等实际情况出发，村民们要盖砖房就得背上沉重的贷款压力。经过协商，最后村民们决定和无止桥团队一起重建土房。

　　土房的专业术语也叫生土建筑，主要是利用未经焙烧的土壤或简单加工的原状土作为主体建筑材料。生土建筑具有造价低廉、冬暖夏凉、建造过程环保等诸多优点。在西南农村，生土建筑分布广泛。

　　重建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吴恩融教授和他的学生穆钧（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主要负责，他们是生土建筑方面的专家，希望在尊重当地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在保留生土建筑优点的同时，把村民的房屋建得更安全舒适。

　　为了让新建的土房更抗震，团队做了很多改良，比如在土料里加入极少量的石灰水泥和一些竹筋木销以提高土墙的强度和韧性，在土墙里嵌入构造柱和圈梁让整个墙体有了骨架，设置防震缝降低建筑间的相互影响和牵扯等等。

　　在无止桥团队的帮助下，村民们学习建造技术，省了很多施工费。新房大量使用了坍塌的废墟材料，90%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的石头、土、木、草等，这也让重建的成本低了很多。“最贵的造价约200元每平方米，便宜的六七十块就能建一平米”。

　　几个月下来，33户村民的新房建好了，大都在原址重建，没有留下废墟和危房。这些重建的房屋“不华丽也不抢眼”，但是干净整齐，自有秩序，都是根据各家宅基地的状况和实际需求而设计。土房子宽敞明亮，每堵墙至少有50厘米厚，墙面光滑平整，侧墙有圆形的通风口，大小不一的窗户都嵌着透亮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