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不仅符合自身经济的演化规律，也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状态。

内外循环格局的变迁：从自力更生到双循环2.0

新中国建立以来，根据内外经济的联系，经济发展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至1978年的内循环，1978至2008年双循环1.0，以及2008年开启的双循环2.0。

1949至1978年只有内循环，这是两极世界格局中的自力更生体系。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此外，美国还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廖心文，2008）。内循环的结构下，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开始建立外循环机制，直至2008年再次调整，这个阶段可被称为双循环1.0。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被视为中国启动双循环2.0格局的起点。2008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1.0格局中各方面的失衡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顶点。历史的蹊跷之处在于，2008年以来中国面临的环境乃至结构目标（以消费为主）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

但双循环2.0格局不是退回到自力更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而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美国的封锁和脱钩，唯独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才能突围。

双循环1.0：大转移和大失衡

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双循环格局的一个切入点。问题在于，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

1978年至200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水平处于水平波动状态，在48.5%至63.9%之间。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与此同时，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2000年以前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图1）。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开始剧烈滑坡，投资增速和經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至2008年开始反弹，至2019年底，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低于2000年前的水平，投资率为43%，储蓄率下降为44.6%，仍然高于2000年前的水平。

高储蓄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共同点。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都超过了50%，而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为40%（1986年），日本为34%（1991年）。文化因素无法解释儒家文明圈各国的差异，在中国，事实上是一系列压抑消费的政策导致了高于同一文化圈成员国的储蓄率。

中国双循环1.0格局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包括农产品统购统销、户籍制度、贸易干预、金融抑制、人民币汇率低估等等。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法规，压抑了劳动者报酬；金融抑制通过低存款利率的方式压抑了居民资本利得，加大了贫富差距，所有这些对劳动者或居民的收入影响，最终结果就是压抑了居民消费。此外，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干预，本质上是加征消费税，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是对出口补贴，对进口征税，也是加征消费税，结果均导向了压抑消费。这些安排相当于强制居民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实际上是消费在补贴制造、劳动在补贴资本。

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2008年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第一，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根据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可将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口因素是三阶段的划分依据。

图1：2000年，消费开始滑坡，至2008年反弹

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叠加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接近无穷弹性。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深化。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资本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侧力量。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报酬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行。与此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就进入第二阶段，即成熟经济。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涨幅或将超过GDP增幅，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不利于劳动所有者的分配方式得到扭转，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劳动报酬和消费占GDP的份额也会随之上涨。整体产能出现过剩，但劳动替代性、消费导向性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投资继续扩张。贸易结构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逐步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台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第三阶段为被追赶阶段。刘易斯拐点叠加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状况更加严峻，但是，工资上升遇到瓶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会选择外迁，要么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可投资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该阶段，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且，只能靠新科技革命才能扭转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结构拐点都已经出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另一拐点是人口老龄化，2010年，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峰值和抚养比的底部都已经出现，工资指数开始上涨，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大。日本和韩国从出现刘易斯拐点到出现老龄化拐点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中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日本在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仍能保持20-30年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黄金增长窗口期会明显收缩。

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分配格局，还限制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总产出从供给侧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均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那么，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是仅存的两个选项。在供给侧，转向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

第二，在需求侧，净出口和投资趋势性下行。

我们一直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都不是全球化逆转的标志，只是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刻上了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烙印。实际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逆转。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失衡和不均基础上的，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和德国等都是盈余方，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是赤字方，前者同时也是债权国，后者是债务国，任何债务型增长都有边界，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如果说2008年次贷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那么欧债危机就是区域失衡的结果，目前二者仍处在再平衡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全球失衡的状况就已经在调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规模都在缩小，中国“双顺差”时代也早在2012年就结束了，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约10%降至2019年底的0.36%。

中美关系转向的长期性已成共识，由此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产业链的断层将导致产业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个过程。中美贸易、金融、人员和信息往来已经体现了“脱钩”的态势。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一份报告表明，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北美地区所有全球性的行业中，有一半行业中的企业正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業中80%的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企业的管理者们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供应链。报告预计，未来将出现一种“中国+”的结构？“在中国为中国”，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以更加贴近消费市场。

按照美国的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高达60%，相比2018年已经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必须得到弥补，才能避免逆差。在华外国公司的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不仅是出口，还有工作岗位的流逝，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

投资需求方面，中国当然还有投资需求的潜力和需要，如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但无可否认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或者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空间都小了许多。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于世界前列，债务已经成为投资的紧约束，而且，传统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也已经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现（刘世锦，2020）。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都不足以弥补缺口。

投资需求的下降既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不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大概率只会经历一次工业化历程，也只会经历一次与工业化配套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浓缩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是驱动中国高增长的最真实的故事。至少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显示，任何国家有且仅有一次维持超长时间、超高增长的机会，也只有超高速的增长能够维持超高速的投资。

即使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4.0会催生新的投资机会，但能否超过工业革命2.0的影响范围，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工业革命3.0？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远弱于工业革命2.0，即使在美国，也仅仅在1996-2004年出现了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年均增速大致与第一次相当，但显著弱于第二次。

除了债务约束，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还有另一个约束？国际收支平衡。任何一个约束的收紧，都会限制该模式的可持续性。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在收紧。债务方面，除了宏观杠杆偏高之外，杠杆结构的不平衡隐忧更大。国际收支方面，中国能够保持贸易盈余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显然，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如今都有消退。当然，增强国家金融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释放一定的空间，但这都非一朝一日之功，至少目前还没有打开这个空间。

海外需求的趋势下行造成的产能、市场和就业流失也必须弥补，在需求侧，需要充分释放内需潜能。

双循环格局2.0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但最根本的仍是扭转双循环1.0版本中对包括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资本市场的各类扭曲，建立高质量、公平、有序、正义和良序竞争性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