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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70年:中国的经验与挑战
 

新中国已经走过辉煌的70年。7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非常短暂;但是,这70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 国家实现了初步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管理创新的角度回顾这70年,看看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管理创新70年的基本判断

从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的角度,新中国的70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9年(1949~1978)和后41年(1978~2019)。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判断,在经济和管理领域同样适用。

前29年,在经济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广大劳动者的思想和行为,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后41年,最重要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规模显著扩大、质量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在这70年里,民族复兴初步成为现实。

管理创新70年的重要经验

70年、两个阶段,在管理创新方面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在此,我们总结六条共同的或者共通的经验,两条差别比较大的经验。

以高远的目标引领发展

无论是前29年,还是后41年,以高远的目标引领发展都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经济极为落后。194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而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

面对中国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者制定了这样的高远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個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 经济发展的目标、工业化的目标是动态的。比如,早在196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主张。以此为基础,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高远的目标引领下,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后41年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以高远的目标引领发展也贯穿发展的始终。具体而言, 除了国家层面的目标引领(比如:翻两番、奔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 因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企业层面以高远的目标引领发展值得特别关注。

以华为为例,早在1994年, 那时华为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企业,但是任正非先生就提出:世界通讯业三分天下,华为必居其一。对此,当年持怀疑态度的不在少数,因为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本土企业能否生存都是个很大的问号。 25年以后的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怀疑华为的行业领先地位了, 即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也对华为极为重视, 甚至动用国家力量阻击华为。

善于抓主要矛盾

确立高远的目标非常重要, 实现高远的目标同等重要。 70年的实践表明,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是实现高远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前29年,把重工业放在发展的核心地位、主要依靠国营企业(及后来的国有企业)发展重工业是抓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进一步指出: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如何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组织基础上看,主要依靠国家直接管理的国营企业。根据清华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具体而言,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升至 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七十年代发展社队企业,国企的占比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

后41年,善于抓主要矛盾也是成功的经验。什么是主要矛盾?总体上讲, 这41年中,市场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主要矛盾是提高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对竞争能力的理解不同, 战略选择也就不同。比如,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技术引进、提高技术水平是很多企业的选择;“销售厂长”在很多企业位高权重;著名的海尔则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

又比如华为,技术能力培养一直是企业的核心问题。为了提高技术能力,企业在研发上长期大规模投入:2017年897亿元,2018年1015亿元;近十年研发费用达到4850亿元。截止2018年底,华为累计获得专利授权87805件,其中美国授权专利1152件;2018年, 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机构递交了5405份专利申诉,在全球所有企业中位居第一。

华为为了提高技术能力,企业在研发上长期大规模投入:

再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也高度重视技术能力的提高。 实际上,很多国企已经在众多领域(比如航天、特高压输变电、高铁、重型装备制造、油气开采等)走在了世界技术创新的前沿。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是实现高远目标的重要条件,也是贯穿前29年和后41年的成功做法,虽然侧重点和具体方法存在差异。前29年,真正让广大干部职工感受到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最有效方法。著名的“铁人”王进喜是一个典型例子。马祥林这样描述王进喜:“工人们说,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的时候亲自扶刹把。钻头卡住了,他亲自去提钻,怕的是万一架子倒了,把工人砸伤。他在现场累了困了,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一挤。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著名劳模时传祥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掏粪工,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曾经在给京城的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后想讨口水喝,这家人竟然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解放后,他继续从事掏粪工作,但是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人民政府不但为这个行业规定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使时传祥体会到什么是主人翁精神,他所在的班的同事过去每人每班背粪从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增加到90桶。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主席把他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国家依然重视发挥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与此同时,许多优秀企业还非常重视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华为仍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典型。比如,任正非先生雖然是企业的创始人,但是他在公司的股份只有1%。从这一点看,华为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企,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企。又比如,华为的员工收入非常高,特别是顶尖人才,最近对8名2019届应届毕业生给于年薪最低89.6万元、最高201万元的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管理方法

70年的第四个经验是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管理方法,这也符合培育动态能力的要求。 比如前29年,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高度重视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开始的,并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需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论十大关系》就是对我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全面的总结。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

学习前苏联,也包括学习前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同样的道理,在这一领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企业管理也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黑龙江等地一些企业总结出来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后来的“鞍钢宪法”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鞍钢宪法”是对苏联一长制为核心的“马钢宪法”的修正和发展。在“一长制”下,官僚主义行为比较严重,不利于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鞍钢宪法”则要求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鞍钢宪法”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根据1960年鞍山市委向党中央递交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已占全区工业战线职工总数的90%以上,出现了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甘落后,你追我赶、竞相革新的大好局面” 。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我国企业更加重视学习和探索新的管理方法。比如,华为在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制定了“基本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是严格限定了华为的经营范围,不涉足非电信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限定可能是华为能够深耕电信产业几十年的关键。反之,如果没有这一限定,在深圳这个机会众多的城市,华为可能经受不住诱惑,进入其他产业(如房地产)了。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强大的华为了。

在新的环境中,优秀的国有企业也积极学习和探索新的管理方法。比如中石油,在上世纪90年代末重组以后,通过改革科技管理方法,集中力量攻克了一批核心技术,在地震资料处理和解释、顶驱装置、多分支井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能力

能力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能力是新中国70年的又一重要经验。在前29年,培养劳动模范、学习劳动模范、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我国纺织系统的著名全国劳模郝建秀为例,她是青岛的一位普通纺织女工,1952年她索出的多纺纱、多织布的高产、优质、低耗的工作方法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这套工作法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4.4万件棉纱,相当于供400万人一年用布的棉纱。

为了培养郝建秀, 国家让她先后到山东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这为她后来成为企业技术人员、企业领导、政府各级领导人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郝建秀1962年任青岛国棉六厂工程师室技术员、1965年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1977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郝建秀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经历。当时建立工农速成中学的目的就是招收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使他们受到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有的甚至可以升入高等学校,把他们培养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建设人才。郝建秀学习过的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五届共招生大约1400人,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杭佩兰、全国战斗英雄周天才、文化战士高玉宝等。1953年第一届毕业生中,59人经过考试升入中国人民大学,21 人升入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5人考入留苏预备班。

后41年,优秀企业同样非常重视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能力。与前29年不同的是,后41年,我国的发展和创新在更多的领域越来越走向前沿,需要的能力不可能通过一般的教育和培训来培养,在实践中学习成为重要手段。以龙芯为例,这家企业现在已经在我国的芯片研发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最初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胡伟武博士, 并且把探索的机会给了他, 让他在探索中提高、展现自己的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原所长李国杰认为,要敢于把重要项目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耕工担任龙芯负责人以前,胡伟武的特长在软件编程,没有从事大项目的经验, 也没有做过芯片。李国杰院士认为,能不能把重要项目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要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有深厚的基础,第二是充分的自信心,第三是高度的责任感。

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前苏联对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包括建设“156项工程”、派遣苏联专家。但是,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宣布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这对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使一些重大设计、科研和建设项目受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更加坚定了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

比如,毛泽东主席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实际上,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仅仅4年时间,我国就爆炸了第一个原子弹, 仅仅6年时间里, 就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对此,毛泽东主席指出: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实践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不仅适用于国防事业,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青蒿素的提取、杂交水稻的实验、万吨水压机的研制,都是成功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技术引进似乎给人一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时了”的印象。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实际情况是,在技术引进中丢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一定要复出沉重的代价。我国轿车工业发展之所以异常曲折,过于依赖外部技术力量、没有真正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主要原因。

相反,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甚至已经走在国际技术创新的前沿,坚持“自主创新”、把握创新的主动权,是一个基本条件。以中石油的东方物探公司为例,该公司的地震數据处理与解释软件原来是从国外公司购买的,但是后来遭到禁售、或者购买条件极为苛刻。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公司领导层与有关专家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不打破技术封锁,就不可能发展,并三次向中国石油总部汇报,决定“全力以赴进行自主研发”。在中石油的大力支持下,2003年1月正式立项研发GeoEast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2004年12月31日GeoEast V1.0处理解释一体化系统正式发布。这是中国油气勘探软件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封锁,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思想是前29年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也强调类似的思想和做法(比如“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的重要作用, 首先体现在生产能力的快速复制和提高,这在追赶阶段尤为重要。 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援建和包建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为例,一汽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给二汽输送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1966年6月,一汽把全厂所有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依据专业配套、政治力量和技术力量合理配置的原则,分成三部分,并把人员名单全部交给二汽领导,让他们任选一部分。二是承担了二汽产品的设计和试制工作。三是完成了二汽的发动机厂、锻造厂、总装配厂等十一个专业厂和热处理、电镀两个系统的包建任务。

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的重要作用,也体现在集中力量突破发展瓶颈。比如,大庆石油会战之所以成功,主要不是靠单纯的人海战术,更重要的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科研、生产的瓶颈。1964年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光有干劲,不讲究科学,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那就是一股子虚劲,不是实劲,就会好心办坏事,产生严重的后果。大庆油田,从一开始,我们就再三强调要狠抓第一性资料,把弄清油层情况作为勘探时期压倒一切的任务。从打井到开发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取全、取准二十项资料、七十二种数据,一个不能少,一点不准错……到目前止,共钻井取岩心一万三千零四十七米,井壁取岩心一万四千五百颗;每口井都电测十五至十八条曲线,共测曲线二万多条,共长两万多公里;测压力四万多次。对这些原始资料做过五十五万个岩样分析,一百六十万次分析化验,一千七百四十四万次地层对比。搞了这么多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就好像在油田地底下周游了一遍,把地下油层的种种情况,都搞得比较清楚。这样,领导上就心中有底,说话就有把握,就不会讲瞎话。制定出的开发方案就比较接近实际,给油田生产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上的企业密切分工协作, 防止了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以铝工业为例,早在上世纪50年代,抚顺三〇一厂(电解铝厂)、山东张店铝厂(氧化铝)、哈尔滨一〇一厂(铝加工)、吉林碳素厂,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铝工业体系。

积极探索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发展模式

积极探索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发展模式是改革开放41年来我国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不但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同跨国公司竞争,还要在国内市场上直面跨国公司的竞争。这同日本、韩国在经济追赶阶段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也是风险巨大的一条路。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大量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但是优秀的中国企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电信设备企业,以“低成本+差异化”而不是“低成本或差异化”的战略,在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一步一步增强竞争优势,确立了自己的行業地位。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是。2000年联通计划建设CDMA网,预算是200亿元。第一次设备招标时,由于没有国内厂商的参与, 跨国公司的报价非常高, 大大超出了联通的预算。 2001年1月, 联通重新招标, 中兴成为唯一一家参加投标的国内厂商, 并成功中标。在中兴的成功中, 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技术优秀, 技术指标超过了不少跨国巨头;二是价格低, 可以使联通只用不到121亿元就完成网络建设, 节约投资高达40%。以此为基础,中兴与联通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不但成为CDMA国内市场的领先者, 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成员。实际上, 中兴基于核心技术自主开发的“低成本+差异化”战略并不局限于CDMA设备, 在软交换、软件无线电(SDR)等领域也得到了成功运用。推而广之,我国优秀的技术密集企业、高科技企业,像徐工集团、隆基集团等,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异表现都离不开 “低成本+差异化”这一战略。

另一个例子也来自于电信设备产业。我国的电信设备产业为什么能够在国际标准方面拥有非常大的发言权?一方面, 华为、中兴等每个企业都培养起了非常强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敢于同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标准上争高低。首先是以大唐、中移动为主要力量实现的在第三代移动通讯TD-SCDMA 上的突破,然后是4G、5G更大的进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

未来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展望

新中国70年,已经在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路 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方面为将来更好的发 展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开始发生重 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更有基础, 遇到的挑战也会更多。如何发挥优势、应对挑 战,是未来的管理创新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在此,我们特别提出需要认真对待的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国家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寻求最佳结合点。前29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有挫折,但是成就巨大。后41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决策也日益分散化,政府也在关键领域发挥作用,但是影响力明显下降,结果是成就巨大,但是挑战也很多。比如,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让职工拥有主人翁责任是否还重要(特别是在民企中)?国有企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华为的所有制结构有多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如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国际化中间寻求最佳结合点。前29年,并不像有些人讲的, 是“闭关锁国”。 实际情况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对外开放, 特别是引进技术和管理, 这既包括学习前苏联,也包括向其它国家学习。后41年,特别强调“开放”,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直到最近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才重新反思。举一个例子, 在企业战略上、国家政策上,要不要进行“自主创新”、要不要“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特别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里,有没有可能“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如何建立?

第三,如何在个人价值与企业诉求中间寻求最佳结合点。前29年,一方面, 郝建秀、倪志福、时传祥、张秉贵、王进喜、陈永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如何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一直是比较大的挑战。后41年,工资待遇、发展机会让很多员工充满干劲。 与此同时,究竟如何从心底里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也没有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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